由政大思源基金贊助、中文系主辦之「2022孝雅人文講座」，於5月4日假百年樓進行。本次講座邀請清華大學哲學所講座教授楊儒賓教授前來與我們分享，他近幾年來將傳統文化哲學進行轉化後所建構的的理論。
楊教授指出，其實牽涉到政治身分與文化價值認同的問題，我們需要嚴肅地面對這些爭議。此問題並非專屬於法律、政治等社會科學領域。如果我們可以用人文哲學的思考進路，建構出某些理論上的新向度的詮釋空間，並試圖以此進路與其它學科進行某種程度上的討論，重新理解自我的身分與價值認同，或許在許多具有爭議性的議題上，有不同的思考與解決方案。縱使有如此寬廣的視野與深度的企圖，楊儒賓卻謙虛地認為，此詮釋進路並非絕對正確，而是對某些具有爭議性的議題提供不同的詮釋，希望能得到不同意見的交鋒、交流。
因此，他從傳統文化中的「體用論」著手，將它的價值重新轉化成探討「現代性」的切入角度，這時的「體用論」不是從「心性論」的意義上談，而可以從「文化」的進路解釋我們現代化的過程，他對此稱作：「詮釋學的體用論」。
上述的思考進路，其實受到海德格（Martin Heidegger）的影響。楊儒賓認為，人的「此在」（Dasein）的特定之歷史位置，是我們思考的起點，從此存在的結構來看，我們不可能忽略我們自身存在的處境意義上的文化脈絡，也就是我們身邊、周遭的風土性。所以政治認同上的問題，除了要從理解本質為問題的起點來看，我們也需要針對周遭身邊的關係進行討論。楊儒賓引用海德格曾說過的話，進行延伸後，打趣地說，廣大的大地支持了我們的「用」，我們不可能離開大地談論我們的「用」，如此說來，這似乎可以有某種形上意義上的「用」可以進行討論。而在我們的文化脈絡中，「文化風土」正好可以對應莊子所謂的「無用之大用」。對楊儒賓來說，這可以稱作：「詮釋學的大地之用」。
從歷史文化上說起「現代性」，楊儒賓認為應當將宋明理學視為起點，一直到明末清初的黃宗羲，見證了明清之際這個歷史階段的文化意義。黃宗羲在文學、思想上的歷史總結，雖然其中某些論述具有學術上的爭議，但是這種反省、反思的工作，在黃宗羲之前雖然也有不同時代的學者做過，不過這樣深具情感義理進行整理工作的，似乎沒有其他學者可以比肩黃宗羲。
另一方面，在接受西方民主時，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並非沒有某些理論上的預設，而這些預設又與他們所身處的文化處境有所牽連。這就是說，在中西兩種現代性如何整合的問題上，傳統與現代並非斷裂的，而是「互相調適」的歷史過程。「文化大地」不是被動地吸收，而是在既有的文化基礎上改造而來。尤其是《明夷待訪錄》的影響，不論在立憲派或革命派的論述中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。如此說來，文化意義上的現代性基本上是由「明末清初」、「清末民初」的歷史發展的伏流所構成。
因此，政治身分上的問題，我們必須從「關係」中進行理解，這意味著，我們不可能忽略自我的身分是由特定的歷史脈絡所塑造，對於中國「現代性」的解釋問題，我們能拋棄文化哲學進行討論嗎？如果答案是不能的話，那麼我們又該如何從文化哲學上思考我們自身的身分意義？
對楊儒賓來說，文化哲學上的反思，雖然為政治身分上的爭議性問題提供不同的理解與詮釋進路，但是這條進路並非單一的正確道路，而是在思考政治上的爭議性問題時，此文化價值必須被置入問題當中，並且形成某種對話、交流，如此才能有解決政治認同上的爭議的可能。
